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无私奉献里没有一句空话。

　　1976年1月15日下午，周恩来追悼会结束后，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在北京医院正式举行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时，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仪式的情景，广大观众看到、江华与谭震林等许多老同志进门一见到周恩来遗容就痛哭不止，若身边没有人搀扶几乎会跌倒。人民注意到唯有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恩来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

　　1925年，相恋两年的与周恩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第二年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任务也很重，没有时间生孩子，就私自做主，喝汤药把孩子打掉了。因为堕胎没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喝下汤药后，又引起大出血，差一点危及生命，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责备她不应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没有罪，革命者的孩子也有生存的权利。

　　知道周恩来喜欢孩子，1927年3月是她们第二个孩子的预产期，她满心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谁知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将婴儿从产道强行拉出。结果，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还未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便不幸夭折。

　　这次难产的代价过于沉重，它不仅给的内心造成了极度的痛苦，而且彻底损伤了她的身体。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1959年，周恩来的同胞弟弟周同宇意外遇见时任内务部（今国家民政部)部长的老同学曾山。曾山得知他身体虚弱，年岁也大了，就调他到内务部任专员。周恩来得知后还曾打电话给曾山：“周同宇的职务要尽量安排低一些，因为他是我周恩来的弟弟。”

　　1963年春节，周恩来对周同宇说：“你有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又快到退休年龄了，就退休吧！不要让别人说，周恩来的弟弟长期病假，快到年龄为啥不退休？”然后又恳切地说：“你退休后能把几个孩子教育好，这就是你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如果生活困难，我给你补。”于是，周同宇于1963年6月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1971年，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长沙与商量的任职。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毛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

　　1940年，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给他做了这件西装。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由重庆来到南京时，常穿着这套西服，外出与政府进行谈判斗争或接见客人。他深知党的经费来之不易，所以特别爱惜这套西装，每当办公时总要戴上护袖，惟恐磨损。

　　一次周总理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

　　周恩来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l至 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线次。

　　“”中，周恩来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当时，国务院各部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周总理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二是抓生产。总理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民无饭吃。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一日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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