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出生于重庆巫溪。1996-2001年中央电视台“环保时刻”专栏独立制片人。1996年至今，创办并带领环保组织地球村。

　　所谓理想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世俗世界里，你还保持着自己的信念或理想的追求。如果理想主义不是理解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或者不是那么偏激的话，我想我是这样的人。

　　为呼吁环保投身电视制作环保理念逐渐被社会接受成立地球村实践环境保护倡导东方式的环保理念回到农村探寻“乐和”生计

　　廖晓义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环保人士。80年代，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着与环保完全无关的学术工作。作为一名西方哲学研究者，她是不折不扣的西方工业文明信徒，但偶然间朋友的一篇文章带她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这篇文章名为《改造与适应人与自然的两种基本关系》。文章认为，环境跟人的活动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人类应该约束自己的生产、生活等改造自然的行为，实现与自然的友好相处。

　　这个今天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的非主流。为了反驳朋友的观点，她查阅大量资料，却发现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已经大大扰乱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水污染、空气污染、植被萎缩……她第一次了解并思考到西方工业文明给地球造成的灾难。

　　经过调研后，她写了第一篇呼吁环境保护的文章——《中国工业化和环境代价》，她在文中疾呼：“长此以往，人类可能还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地球就毁灭了，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我们自己。”文章发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管理世界》杂志上，但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90年代，这样的文章并未收到多大的反响，这令廖晓义有些失望。

　　如何才能让环保问题被更多人关注？当时正是电视走入千家万户的时代，廖晓义认定电视媒体是培育环保意识最好的载体，便决定制作环保电视节目。“她那时对电视节目制作毫无了解，但她说干就干。”当时被她一起忽悠着开始环保的朋友介绍，廖晓义很快就写好了一个宣传环境保护的电视节目脚本《绿色文明与中国》（后更名为《绿色访谈录》），几个电视圈的朋友也被她拉来当志愿者，脚本有了，摄影团队有了，却没有资金。

　　就在此时，她的丈夫前往美国读博士，她和女儿也得到陪读的机会。前往美国，除了一家团聚，她还有一个“小九九”——希望去美国打工，给电视的拍摄筹集经费。

　　1991年，廖晓义来到美国，她一边当保姆打工攒钱，一面尝试着向一些基金会申请拍摄电视节目的经费支持，并最终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得到支持后的廖晓义马上决定回国，这让丈夫十分不理解：“简直感觉这个人不可理喻，签证、住房都是费尽周折才搞定，哪知刚安定下来，她却丢下女儿说走就走。”

　　回国后，经费仍然是大问题，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很快用完了，她把在美国打工挣的钱也全部投入进来。“为了省钱，我一连吃了100多天的煎饼果子，现在闻到煎饼的味道就想吐。”廖晓义说，最困难的时候自己口袋只有1块钱，最后还是向单位借了200元维持生活。“借钱要填借款单，里面有一栏是借款理由，我就写了四个字——‘为了生存’。”

　　《绿色访谈录》耗时一年制作完毕，共采访了30多位环保专家，片长60分钟。可是却没有电视台愿意播出。一个电视台的负责人告诉她：“现在中国宣传环保超前了10年！”

　　1993年，失望的廖晓义又回到了美国，这次除了陪伴丈夫照顾家庭外，她还申请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这段时期，她接触到的许多美国民间环保组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产生了一个想法：从发达国家的环保经验中寻求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办法似乎是一条捷径。为此，她决定遍访国际“环保女杰”，制作一部环保电视纪录片《地球的女儿》，希望趁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向国内介绍西方的经验。

　　与此同时，国内的环保理念也在不断深入。1994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已经问世一年之久的《绿色访谈录》作为“特别节目”终于得到了在电视台播出的机会。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廖晓义放弃了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特批招她读博士的机会，带着6岁的女儿和《地球的女儿》回到了中国。

　　1996年4月22日地球日这天，央视7套节目在晚上6时50分首次播出一档关于环保类节目《环保时刻》。这档节目一周一期，向数以亿计的观众宣传当时还很陌生的再循环、再利用的环保观念，节目的制片人和总编导正是廖晓义。

　　在《环保时刻》开播的同时，由她发起的名叫“地球村”的环保组织在北京成立。“启动经费还是因为《地球的女儿》，福特基金会奖励的4万美元，地点是中国农大国际农村环境中心的两间办公室。”廖晓义介绍，地球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要实践并恢复中国“垃圾分拣”的环保传统。而这个想法则来自于一位美国妇女。

　　在美国期间，有一次，在一个垃圾处理厂附近，廖晓义看见当地妇女包着头戴手套分拣垃圾，她好奇地问：“这是从哪儿学来的方法?”“中国呀，你们现在不分了？”廖晓义愣了，“我们现在不分了，全堆起来，然后填埋。”美国妇女瞪大眼睛：“这么好的传统，怎么放弃了？”正是美国女人的这句话，让廖晓义决定恢复环保传统。

　　第一个垃圾分类的项目在西城区大乘巷展开。廖晓义拿着资料来到大乘巷为居民们讲演如何将垃圾分类。一般来说，居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可分为三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在她的帮助下，大乘巷居委会建立了北京第一个垃圾分类试点，贴着不同标签的3个红色塑料桶醒目地矗立在大乘巷口，居民学习着把日常垃圾分为三类投放，分类后的垃圾由居委会联系的小贩和企业分门别类地清运走。

　　大乘巷的案例引来了更多的尝试者。槐柏树街道试点垃圾分类和可再生展示，白纸坊街道建功南里小区启动了垃圾分类回收系统……丢失多年的老传统又悄悄回来了。

　　一边进行着环保实践和倡导，廖晓义也没忘记她的环保纪录片。几年间，她相继拍摄了《美国环保之旅》、《澳大利亚环保行》等纪录片，在对欧美发达国家长时间的考察中，廖晓义逐渐对包括西方环保理念和实践方式产生了质疑。

　　“西方人误解了环保，他们不关注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高消费是环保压力的根源，不解决根源问题，环保就只是表面工作。”廖晓义说，美国人习惯过着 “冬天像夏天，夏天像冬天”的生活，冬天商场把空调开得很高，人们进去穿短袖，而夏天进商场却要穿上毛衣，因为空调温度很低，既浪费了能源，又违背了自然之道。

　　廖晓义认为，环保应当是对物质的享受、对心灵的滋养以及对自然的护养三个方面的平衡。她从自己做起，向身边的亲友推广这种“三能平衡”的环保方式。

　　她极少用一次性面巾纸，而是改用手帕；不用洗衣机而用块搓衣板替代；家中不安空调，吃素。她家里有大大小小的盆子，以方便洗衣、洗菜的水用来冲厕所、冲地板。为了节约用水，廖晓义甚至不主张一天洗一次澡。

　　她外出时尽量避免坐飞机，在市内开始时是骑自行车，但由于骑车技术实在一般，经常要和机动车做“生死搏斗”，后来便改为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但有时候碰到开会赶时间也会打车。对此，廖晓义认真地检讨说：“我做得也不彻底。”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月，廖晓义和地球村团队进入四川考察灾情，在几乎被地震夷为平地的彭州通济县大坪村，他们发现一栋木质结构的老房子竟然安然无恙。“这正是我们的祖先适应自然，与自然共处的最好例证！”利用灾后重建，让乡村建筑走上生态文明之路，成为一个“乐道尚和”的家园。就这样，“乐和家园”的图景在廖晓义的脑子中形成。

　　当年9月，廖晓义再次来到大坪村，这一次她带来了红十字基金会、南都基金会为“乐和家园”提供的380万元建设资金。380万元，在一线城市只够买一间小别墅。但是在大坪村，廖晓义和村民已经建起了80栋生态民居、两个120平方米诊所、150平方米手工作坊以及80套节能灶。重建的民宅采用传统的土木结构，规模从一层到两层，建材完全利用当地的木材和石材。谢商明是头批加入乐和家园建起生态民居的村民，他家的木屋中有厨房、厕所和大阳台，功能齐备。“政府为我们掏了1.9万元，乐和家园为我们掏了1.85万元，我们自己掏2万元。”看着自己的新房子，谢商明很满足。

　　除了建筑，农民的生计也发生变化，从过去以石灰矿开采和化肥农药的农产品生产，逐渐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乐和家园负责收购产品。以谢商明家为例，谢家共有4人8亩地，其中有6亩多地种了黄连，每年有5000多元的收入。

　　从“西行东归”到从“城市向乡村回归”，乐和经验能否复制仍未定论。廖晓义说：“我们现在倡导的事，也许超前了一些，但超前的工作必须由先行者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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