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沙特签署协议成立战略伙伴关系委员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漫步基辅”、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签大单……近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外访活动不断，高频出镜。在大国博弈和地区变局等话题持续“刷屏”之际，作为欧洲“大块头”之一且努力在国际舞台寻找存在感的英国，到底在当今世界扮演怎样的角色，影响力究竟如何？这成为了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是英国自身长期以来的一大困惑。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最新报告《分裂世界中的“全球英国”》，就提及英国的世界角色问题。“全球英国”这个概念初现于英国“脱欧”公投启动后，由当时身为英国外交大臣的鲍里斯·约翰逊提出。时至今日，“全球英国”仍然是英国对外政策层面的核心关键词，意思是英国要利用“脱欧”后重新获得的自主权，维系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地位。

在帝国衰落之后，身份定位问题就成为英国这个国家挥之不去的愁思。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苏联崛起，欧洲虚弱，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为扭转英国的颓势，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思想。1956年，英国联合法国、以色列向埃及发起军事行动，遭到美、苏等国反对，最后只能耻辱地撤军。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上台的麦克米伦首相吸取教训，认为英国应通过成为美国最好的朋友来发挥影响力。他同时认为，英国若想发挥对美国的影响力，应该在欧洲有所作为，遂于任内启动了加入欧共体的进程。自此，英国将自身角色设定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桥梁，致力于同欧洲大陆和美国都保持密切关系。布莱尔时期在延续“桥梁外交”的同时，积极推进“枢纽外交”。2002年，布莱尔在印度工业协会发表演说，称“英国虽然失去了大英帝国，但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英国可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发挥“枢纽”作用。

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脱欧”后的英国以何种角色立于世界？这首先要解决自身定位问题。公投后出任外交大臣的约翰逊提出“全球英国”的概念，其初衷是为了增信释疑和鼓舞人心：对内，宣扬英国“脱欧”后有更光明的未来，尽力消弭“脱欧”派与“留欧”派之间的纷争；对外，反驳国际上认为英国“脱欧”后将走向孤立主义的观点，强调英国是坚定支持全球化的外向型国家。

“全球英国”得到时任首相特雷莎·梅的认可，成为英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梅执政期间与欧盟折冲樽俎，“全球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建树不大。约翰逊2019年出任首相后，在全力“完成‘脱欧’”的同时，进一步用“全球英国”统领后“脱欧”时代的对外政策，不断充实其内涵。

2021年3月，英国政府发布《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外交、安全、发展和防务综合评估报告》，其中为“全球英国”设定的角色是“拥有全球视野、解决问题和分担负担的国家”。从“三环”到“桥梁”再到“全球英国”，无论措辞怎么变化，英国认为自身是“全球大国”的定位没有变化。

从英国官方文件、领导人说辞和近几年的外交实践看，“全球英国”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内容：维护支持“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际秩序，推动自由贸易，提升英国国际竞争力等。约翰逊政府尤其致力于打造“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和“向善的力量”这两种角色，全力推进经济外交和价值观外交。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体现了英国人务实的一面。卡梅伦时期，遏制衰退、重振经济成为英国政府压倒一切的任务。为了招商引资，卡梅伦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很骄傲地带着满飞机的商人去访问这个星球上最有活力的市场。”特雷莎·梅及约翰逊时期，英国政府将“全球英国”的优先领域放在自由贸易，希望尽快与欧盟、美国等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截至2022年初，英国已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覆盖英国贸易额的64%。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说，贸易让“全球英国”走上了正轨。

在重点方向上，英国的收获却颇为有限：与欧盟达成了条件并不优厚的自贸协定，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久拖不决，与中国的经贸谈判甚至没有启动。为显示“脱欧”红利，英国又将目光投向了印度。2021年5月，英国与印度签订“增强的贸易伙伴关系协定”，提出在2030年前将两国贸易额翻番。2022年4月21日，约翰逊启动了“期待已久”的访印行程。此访的重要成果是，英国与印度签署价值10亿英镑的双向投资大单，双方同意在10月完成自贸协定的主要谈判。

“向善的力量”则主打“价值观牌”，凸显英国的软实力。前任外交大臣拉布赋予“全球英国”更多的“道德”内涵，一再强调英国要成为全球“向善的力量”。2021年，英国推出“全球反腐败制裁机制”，对俄罗斯、南非、南苏丹及一些拉美国家的多名个人进行反腐败制裁。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也是意识形态挂帅，呼吁“提升民主国家的吸引力”，在世界建立一个“自由网络”。

英国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在今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之后表现得淋漓尽致。约翰逊将援乌抗俄上升到“维护西方民主”的高度，称俄罗斯的行为对西方“民主制度”构成严峻挑战，英国“将永远为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挺身而出”。英国政府向乌提供一系列经济、军事援助，约翰逊几乎天天与泽连斯基通话，并亲访基辅。在制裁俄罗斯方面，英国更是异常积极，率先宣布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敦促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黄金储备，被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为“一切反俄事务的带头人”。总之，当“脱欧”后英国面对的首场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来临时，约翰逊极力想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体现其特色。

“全球英国”的战略目标是保持甚至扩大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但影响力首先建立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基础上。英国不愿在大国竞争中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但现实国情和实力难以支撑“全球英国”的战略雄心。约翰逊政府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削减对外援助资金弥补国防开支的不足。英国航母到亚太蹭热点，却难掩“借用美国飞机填充航母甲板”的尴尬。

作为一种角色定位，“全球英国”充满自信，甚至被赋予了复兴大国荣光的寄托；作为一种对外战略，“全球英国”在设计上有明显缺陷，因此在实践中受到种种制约。

一是失去欧盟的战略依托。英国近年来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脱欧”上，却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欧盟目前是而且还将继续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能够凭借巨大的单一市场和强大的规则制定能力，在对外贸易谈判中为成员国争取利益。失去欧盟这个“力量倍增器”，英国在对外贸易谈判中少了很多底气。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指出，“印度是出了名的难对付的谈判伙伴，英国的官员们将知道（与印度达成自贸协定）有多么困难。”

二是无法改变对美国的依赖。受历史惯性及价值观等因素影响，英国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上追随美国，“脱欧”加剧了这个趋势。为了迎合美国，英国有时甚至扮演“为虎作伥”的角色。“特殊关系”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将英国与欧盟同等对待，对英国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从阿富汗撤军更是显示英国无法通过游说影响美国的决策，其结果是“要么跟着美国走，要么被美国抛弃”。

三是对华关系陷入僵局。“脱欧”后的英国一方面希望大力开拓中国市场并继续吸引中国投资，另一方面又在新冠肺炎疫情、香港、华为、新疆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为中英关系制造障碍。英国前国务大臣、首相的弟弟乔·约翰逊忧心地指出：“如果我们在硬‘脱欧’之后再来个‘脱中’，那么‘全球英国’将是一架两个引擎都掉了的飞机。”

英国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上述局限，为了实现“全球英国”的战略目标，它也在调整对外政策的手法，比如，尽量避免单打独斗，而是推动“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经贸、技术、安全或政治联盟，以协调应对外部挑战。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英国与美国、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种做法拉低了“全球英国”的价值，不仅无助于英国维系自身安全，还可能助推世界走向阵营化对峙。如果英国不能摆脱其“小圈子”思维、阵营化做法，不能或不愿对外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所谓“全球英国”就只会停留在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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