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为政府决策模式的变革提供了新路径，对于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机制、全面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但信息规模越大，结构性越复杂，意味着处理难度也越大。与人类决策相比，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加高效、快速、准确地搜集和处理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并将主次矛盾、因果关系、约束条件等呈现出来，为确定政策目标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便于决策者把握决策需求、认清问题症结、抓准主要矛盾、科学制定对策。

　　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方法可以通过分析数据中的模式和规律，自动训练和模拟模型，更加精准地预测潜在问题和风险的发生概率、复杂性与严重程度，事前预估不同政策方案实施后果，从而帮助决策者设置政策议程、优选政策方案。同时，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文本情感分析技术使政府与公众可利用文字、声音、图片等多种形式进行互动，这不仅拓宽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还丰富了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途径，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政府还可利用计算机识别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对海量民意进行识别、整理、分析，了解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把握“最大公约数”，进而制定更符合民意的政策，实现价值聚合，提高政府信任度。

　　一是公平性风险。公平是政府决策的核心价值之一，但数据偏见和算法偏见使人工智能辅助政府决策面临公平性风险。一方面，大数据虽是海量数据，但却不是全数据。与理想化的全数据相比，大数据反映的现实是不完备的，例如，一些数字素养较弱群体的数据信息就难以被人工智能抓取。在带有“参与者偏差”的不完备数据基础上进行的决策可能会延续数据本身蕴含的价值偏差，加剧社会不公平。另一方面，算法决定了海量数据的应用方向及其计算效果，而算法设计过程中难免受到研发者价值倾向的影响。当前绝大多数算法由经营主体开发，其价值导向与公共部门未必完全一致，加之算法黑箱的存在使政府决策的公平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二是安全性风险。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政府决策通常需要收集大量数据，其中包含涉及个人隐私、商业机密、国家安全等敏感信息。有些信息单个或少量的存在并不敏感，但海量汇聚和挖掘分析后可能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如果这些数据未能受到足够保护，可能会造成数据滥用甚至泄露，不仅损害个人和企业的隐私权，还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三是伦理风险。算法和技术的加入使政府决策的影响因素日益复杂，原有的权责配置发生变化，造成责任主体虚化，带来伦理风险。运用人工智能辅助政府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算法与技术决策权，一旦出现算法失灵，就会导致决策失误，公共利益受损。由于人工智能算法并不拥有责任主体地位，因此，决策失灵的责任追究和政治问责出现困境。

　　为防范人工智能技术给政府决策带来的风险，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政府决策，需要在审视现行决策模式和制度基础上，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采取多方面措施。

　　一是建立参与式算法决策框架。公共的价值观既包括决策结果的公平公正，也包括决策过程的公开参与。为化解因数据偏见和算法偏见带来的公平性风险，一方面，吸纳政策利益相关主体代表参与算法设计与构建，提高算法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将公共价值融入到算法设计中去。另一方面，加强对算法决策的前期审核与后期评估，建立人工智能辅助政府决策的伦理审查机制，组织技术专家、公众和协会等定期参与伦理审查，防范人工智能辅助政府决策的伦理风险。

　　二是加强适配算法决策的制度建设。一方面，建立算法救济制度。算法的不透明性与不可解释性客观上压缩了公众遭遇算法不公时的申诉与反馈渠道。为此，在制度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要求人工介入权，畅通算法决策的救济渠道，及时根据公众意见修正算法缺陷，矫正价值偏差。另一方面，建立算法问责制度。当基于特定算法决策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时，立即开展算法问责，清晰判定算法开发者、审查者和实施者责任，倒逼各方以更高价值标准开发、审查和执行决策算法。

　　三是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分散化储备。兼具技术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政府决策的关键，可以有效降低决策人员与技术专家之间的沟通成本，预估并规避算法决策的潜在风险。而复合型人才在少数组织的过度集中可能阻碍技术进步，更可能导致掌握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大企业不当介入和影响政府决策。为此，政府积极设立专门的人工智能技术部门，促进复合型人才的分散化储备，建立与经营主体的日常性互动及合作，掌握前沿技术进展，增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决策的主动性。

　　四是动态选择决策模式。根据算法对决策过程主导性的高低，可将决策模式分为算法主导型、算法辅助型和算法咨询型三类。虽然人工智能为提高政府决策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价值，但目前的算法决策仍然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决策输出，还需要发挥人类决策在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上的优势。因此，既要在制度上明确算法决策的地位和权限，赋予算法决策应有的权威，也要根据决策任务的复杂性审慎选择决策模式，实现人类决策与算法决策的耦合协同，有效防范政府决策风险。（王艺潼）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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