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各国逐渐提升防控措施，限制人员流动，以疫情为导火索，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也变得愈发严重。截至文章发稿，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 33000 例，特朗普宣布纽约州和华盛顿州为「重大灾区」——二者一东一西，纽约市是全球金融中心，而华盛顿州内的西雅图则是微软、亚马逊、ATT 等大公司总部所在地，情势紧急。

美股在八个交易日内发生前所未有的四次熔断，道琼斯指数也在 2 月份触达历史高点后急速下落，一个月不到跌去 10000 点。

非常时期，让学界意见充分交换是应有之义，罗汉堂在 3 月 22 日组织了一场特别研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与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就疫情将对未来经济和社会格局产生的影响展开对话。

因为有在网上直播，周天财经也全程听取了这次研讨，受到两位学者启发，我们也对疫情下的经济、社会格局，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萧条（Depression）和衰退（Recession）都是用来描述经济收缩的概念，一般来说学界认为当实际 GDP 负增长超过 10% 或者经济衰退时间连续超过 3 年，那么可以认为发生了经济萧条，简言之，萧条比衰退影响时间更长，后撤幅度更大。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萧条并不常见，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从 1929 年开始，1933 年结束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那段时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值下降了 44%，失业率高达 30~50%，全球经济损失超过 2500 亿美元，比一战还要多。

《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威廉·曼彻斯特记载下大萧条时民众的艰难生活——人们在街上晃荡，学会了许多生存的窍门，例如，用 5 美分买一杯咖啡，再要一杯免费热水，在热水里混入放在柜台上的番茄酱，就做成了番茄汤。又比如，在冬天缺少御寒衣物，就在衬衫下面塞满报纸，鞋子磨脚就找些棉花放在脚后跟。

斯宾塞认为经济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的挑战在于怎样才能在加强疫情管控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的长期影响，保护好企业以及就业人员，这样等到疫情结束的时候才能够尽快复苏。陈龙认为，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要看在中国以外的主要经济地区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以及疫情后的消费恢复速度，很糟的情况是持续几个季度，而一切顺利且加上一些运气的话，也许到夏季结束就会出现经济复苏的趋势。

实际上现代社会作为一种复杂系统，是能够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使得系统能更好地抵御风险的。比如像斯宾塞也提到，熔断机制就是为了防止银行、企业在短时间发生大规模倒闭所建立，这正是人们在历史股灾中吸取到的教训。

更长远地，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在任的美国总统胡佛，也是因为刻板奉行「自由放任」，任由市场野马脱缰才走向了彻底失控。后来罗斯福引入宏观调控力挽狂澜，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前车之鉴。

不是说这一次新冠疫情就一定没有长时间萧条的可能，但应当看到，从市场到政府部门，都积累了许多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扳手」和「锤子」。

斯宾塞对市场相对乐观，他认为，「虽然市场受挫非常严重，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济基本面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市场上有不少机构持有大量现金，例如巴菲特等其他投资者一定会在某个时刻进入到购买模式」，但他也同时表示，预测短期市场走势是困难的，目前政府需要让企业生存下去。

和此前的多次经济衰退、乃至萧条不同，这次危机多了疫情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目前病毒正在全球范围迅速传播，短期内难以得到控制。

陈龙教授认为疫情将在四个方面影响全球经济：需求端人们收入减少不愿意消费，供给端随之减弱，人们的恐惧心理导致信心缺乏，最终所有信号传导到资本市场放大。

总而言之，疫情给经济生产的各个维度都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市场何时恢复信心也与疫情走势紧密相关。

《MIT 科技评论》在上周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主要基于帝国理工大学的相关研究报告，认为 COVID-19 在短期内并不会得到有效控制，并可能将在未来呈现波动式的特点。

相对应地，政策上很可能也会长时间保持一种波动式的松紧调节——重症人数超过一定阈值，管控措施就升级，等到医疗压力有所缓和，政策再放松。一直到有效疫苗问世并在人群中大规模接种，产生抗体，疫情才有可能完全解除。

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那么人们就需要学着适应「新常态」下的生活，比如未来所有公共空间都要检测体温，超过一定规模的人员聚集将不再被批准等等，需要做好经济发生长期结构性改变的准备。

挑战非常艰巨，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已经发生了许多次海关扣押其他国家医疗物资事件，削弱了国家间的协作联系，而美国也在「美国优先」思路下无心插手领导国际事务，斯宾塞也认为，「有效的国际合作现在处于低点」。

据《三联生活周刊》，学者齐泽克也在最近发表看法，提醒人们目前面对着三重危机，医疗危机，经济危机，外加心理健康危机。「仅仅把某种全球性的医疗保康资源聚集起来并提供给人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永远着眼于我们置身其间的全球性的世界景观，牢记这一景观暗含的所有悖论。」

斯宾塞认为，「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金融技术在中国发展的要比其他国家要更先进、更深入」，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将能够对冲掉一些疫情造成的限制与不便，从而提升中国经济的韧性，从冲击中尽快恢复过来。

比如说，我们了解到在甘肃和贵州等地，因为疫情影响到政府招投标采购，导致复工进度受到阻碍，当地政府与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展开合作，在原有的后台系统基础上加入区块链技术，从而让招投标更加透明，并提高各方的投标效率——以前投递材料要么是一厚摞打印纸，要么就是在电脑上复杂费时的加密解密，现在是平台产生加密凭证，确保安全同时又能批量处理，人员不到场也能顺利进行。

还有像健康码、会议办公协同软件等产品，也都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千万级、乃至亿级的社会普及，提高了社会的运转效率；外卖骑手、物流小哥们也靠着智能调配保障了海量物资的正常流转。

陈龙认为数字技术与此前的技术革命有着很大不同。蒸汽动力、电力等技术都是「从上至下的」，花了很长时间才普及到贫困地区和人群，而数字技术却能够迅速普及，让大多数人都用起来，「在中国，用（移动支付、互联网）最多的不是最富有的人，而是最普通的人」。

进一步地，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数字技术时代遭遇到经济危机，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迅速普及，此前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使用的人们，「不得不」开始接纳数字技术；另一方面，比特世界没有新冠病毒，数据和信息流动不受影响，这种更细致的反馈颗粒度，也有望让精准施策成为可能——在衰退中救市，离不开手术刀般的精确。

正如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比较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危机不但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大危机不但分配的是一个国家的国内财富，还有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

一些迹象是，在目前的全球新冠疫情之中，亚洲国家普遍应对更加迅速，本地疫情收敛速度更快，而且像韩国和新加坡等地，也并不是采用和中国完全相同的方式来控制。斯宾塞也提到，西方国家有其自身阻碍，调动资源的能力有所欠缺，检测能力也相对薄弱。

尽管全球经济是很强的整体，国家之前相互依赖，但不能否认的是，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可以在经济生产、政策调控等方面更具弹性。进而，这些国家也能够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经济重心的转移，也许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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